李光耀“彩虹”演讲鼓舞了整个国家

 全文：李光耀“彩虹”演讲鼓舞了整个国家

1996年6月7日

1996年6月7日，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回答了“新加坡能否在李光耀时代幸存？”这个问题，并向年轻的新加坡人传达了一条特别的信息。

这个标题（《迎接挑战：新加坡能否在李光耀时代幸存？》）是由新闻俱乐部提出的。我同意了这个标题，因为它与时俱进，源于我最近在国会的演讲。

1965年，新加坡突然独立——一个脆弱的岛国，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地缘政治、经济和人口因素都对它不利。新加坡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它是人造的，是英国跨越海洋的商业活动的结果，这些活动使其成为英国全球海上帝国的一个节点。我们继承了一个节点，但却拥有腹地，就像一颗没有躯体的心脏。我们面临着黯淡的未来。 

从一开始，我就秉持着一个简单的生存指导原则：新加坡必须比本地区其他国家更高效地组织起来。

我和我的同事制定了两项策略来克服困难：

1. 我们跨越式发展，超越了本地区。我们的邻国试图减少与我们的经济联系。因此，我们与发达国家建立了联系。跨国公司成为制造业的驱动力，我们将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本地区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过。如今，这一战略已被证明非常成功，我们所有的邻国，乃至整个亚洲，都在效仿。

2. 我们在当时还是第三世界的地区创造了世界一流的条件。我们成功地在公共和人身安全、卫生、教育、电信、海陆空交通以及社会服务方面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标准。我们成为企业家进军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大本营。我们培训我们的员工，并帮助他们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标准。

但现在，我们的邻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试图迎头赶上。 他们正在建设基础设施，并着手在向世界提供的服务方面与我们匹敌，无论是机场、海港、电信、金融中心等等。过去，我们在英语使用方面拥有优势。现在，马来西亚人决定回归英语。越来越多的印尼人和泰国人掌握了英语。

在这些变化的条件下，我们的未来将会如何？我们必须向上发展，开拓新的领域，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新道路。如果我们成功了，其他人也会效仿我们。但首先，我们必须找到这条道路，并取得成功。我们不应该吹嘘我们的战略，尤其是在它们奏效之前。如果我们成功了，经济学家和专题作家就可以报道它们。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悄悄地筛选我们的方案，进行测试和实施。有些方案会失败，但关键方案必须成功，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领先地位，成为进步的灯塔。

李光耀之后，新加坡还能生存下去吗？

一个位于世界这一地区的岛国，要想生存下去，就不能平庸。 帝国衰落之际，欧洲的军事和贸易前哨被其腹地重新吞并——本地治里（法国）和果阿（葡萄牙）并入印度；香港（英国）和澳门（葡萄牙）并入中国；直布罗陀（英国）最终并入西班牙。

新加坡要想生存，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首先，高素质的领导人——意志坚强、奉献精神、坚定决心、能力出众且诚实守信。其次，人民必须意识到自身根本的脆弱性，并愿意齐心协力应对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更完善的组织和更强的竞争力，否则我们最终将被重新吞并。记住，新加坡和南柔佛都曾是廖内苏丹国的一部分。

1965年我们独立时，新加坡的领导人来自经历过战火的一代——二战和日本占领，与共产党的艰苦斗争，以及与马来极端分子和华人沙文主义者的持续冲突。他们是身经百战的人。 他们被历史的革命力量——欧洲帝国的终结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争夺霸权——吸引到政坛。我们战胜了共产党，必须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薪水多少并不重要。我们得到了与我们一起经历过严峻考验和磨难的人民的全力支持，他们深知自己面临的危险，团结一心，决心努力工作，同舟共济，生存下去，取得成功。

如果我们任由事态自然发展，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继任领导层来继续我们的工作。如果任由政治互动，我们或许会有一些年轻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支部，但没有人能够接替我们，像我们那样管理政府。我们的经济已经变得更加成熟，社会也更加复杂。

我们需要正直、坚强、能力强的人才，要接近最初的团队。

通过反复试验，我们形成了一套人才甄选和猎头的体系。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人可能具备在他所选领域取得成功的所有素质。但当被抛入选举的汪洋大海时，许多人并不喜欢这片水域——普通民众频繁的关注需求以及他们必须帮助解决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其中许多人缺乏说服普通民众支持其政策的诀窍。

找到合适的人才后，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留住他们，并培养他们，直到他们做好准备。 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给他们安排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把他们当学徒。当我给他们分配重要任务时，一些老将开始担心自己的地位。他们认为，这些聪明、年轻、精力充沛、从未为斗争做出过贡献的人，不应该在他们还没准备好离开之前就上任取代他们。没错，老将们同意我们需要培养接班人，但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他们正在变老，而且进步得这么快。其中一位老将告诉我：“别再说我们变老了，我们还能干很多年，而且比我们这个年纪的许多人都强。”我感到震惊。每周举行内阁会议时，我都能看到他们明显地衰老。

人民行动党能否在部分老将的反叛中幸存下来，这成了一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清点了议员人数，决定大多数议员会支持我。我得到了吴庆瑞博士和拉惹勒南的大力支持。所以我继续坚持。

 1990年底，我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辞职。我问自己：哪个更难？是趁着还能帮助新任总理整顿团队、学习如何处理工作时辞职，还是再干五年任期，等我年纪更大、反应更迟钝时再辞职？

我决定，趁身体还好的时候辞职更好。

经过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我们为政府组建了一支能力强、正直廉洁的团队。他们解决这个独立岛国不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日益增强。他们的工作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新加坡面临的担忧和威胁往往无法清晰地表达、公开化并与民众分享，以免过度动摇民众的信心。

除了我之外，所有老将都已离任。

 所以，如果你问我，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还能生存下去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前提是吴作栋能团结他的团队，不断自我革新，不断强化团队，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调整政策。（1996年6月7日）

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是民心，他们认为现在一切都好，危机已经过去。因此，他们期望无论谁当政，增长和进步都将继续下去。很少有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愿意参选并就任。即使在充满挑战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找到优秀的人才从政也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总理几乎不得不征召他们。很少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隐私和选择的职业，去追求一种聚光灯下、失败无处遁形的生活。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牺牲了对未来高收入的希望和合理的预期。

 我目睹了印度和菲律宾等非共产主义民主国家、韩国和台湾等威权政权（如今已被美国媒体更名为民主国家）以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一党制国家的廉洁水准的下滑。腐败和裙带关系如今已成为这些国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开国元勋们——尼赫鲁、毛泽东、胡志明等人——英勇牺牲之后，一些不太称职的继任者却背叛了他们的崇高理想。

简而言之，我们不得不接受历史的挑战，这是那些成功领导反殖民自由斗争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他们却未能拥有诚实能干的继任者。这远在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等学者预言新加坡的体制将伴随我走向坟墓之前。当我们看到革命和自我牺牲的民族主义领袖之后的腐败和贪污腐败时，我们着手寻找并考验一代继任者，他们应与我们拥有同等的才能，并受到社会诚信文化和能够维护这种文化的宪法制度的支持。

多年来，我一直敦促总理进行一项必要的改革：彻底改变部长和公职人员的薪酬，并将其与私营部门的薪酬挂钩。媒体编辑告诉我，公众接受与私营部门收入挂钩的原则，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数字显得过高。我已经索取并研究了1994年的所得税数据，1996年的部长薪酬就是基于这些数据计算的。这些都是真正的新加坡人申报的真实收入。下次我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现实地认识到，我们需要政府中最优秀的人才来创造新加坡奇迹二期，而这样的人才将在私营部门获得最高回报。

 但同样重要的是，人民必须明白，总理及其内阁需要并理应得到他们支持，以制定健全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必须强硬才能带来长远利益。健全的政策通常都强硬，否则所有民粹主义政府都会成功。像新加坡这样人为制造的国家，软性政策是无法承受的奢侈。我们不能成为一个轻松随意的福利社会。我们要么拥有竞争力，能够与最优秀的人才竞争并取得胜利，要么这个岛国没有理由独立自主，拥有比邻国更好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新加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拥有重量级的领导人，以弥补其国家影响力的不足。

总理和他的部长们必须组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团队，能够果断应对困难，设计和执行富有想象力的政策，并引导和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需要做的事情。

新加坡不能像瑞士或意大利那样拥有一个极简主义的政府，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受到权力制衡的束缚，以至于无法做自己认为必要的事情。 

总理身边的团队必须有几位明星球员，能助攻的前锋。他需要一些重量级人物，这些球员必须足够强悍，并且经验丰富，能够培养敏锐的政治嗅觉。他还必须有一个核心团队，由部长组成，由他信任的部长组成，因为他认为他们的判断力是准确的。

他们必须紧密合作，互相支持，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努力，取得进球。

吴作栋的核心团队包括我本人、陈庆炎、李显龙、再也古玛、黄根成，以及下一批的张志贤、林勋强和杨荣文。他失去了三位宝贵的部长——陈庆炎、丹那巴南和杨宁鸿，但幸运的是，他挽回了一位——陈庆炎。他不能失去更多潜在的得分手，否则会削弱球队实力，并在关键比赛中错失得分机会。

我无法想象一个由政治异见人士和反对派人士联合起来制定替代方案，从而产生一个替代政府。

 对于一个岛国，除了我们过去30年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案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正因如此，那些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才迟迟未能挺身而出，组建一支值得信赖的替代团队，挑战人民行动党。他们知道人民行动党在做正确的事情，别无选择。他们满足于在现任领导人的领导下蓬勃发展。那些挺身而出，想要取代人民行动党的人，大多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更糟的是，他们有缺陷。

在艰难的早期岁月里，老派领导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坚定支持，尤其是那些对政府和社会抱有传统态度和价值观的华裔民众。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是务实的、务实的。如果没有这个核心群体作为选举的压舱石，我们不可能取得成功。

像庄日坤、吴俊刚和朱伟强这样受过华文教育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就体现并体现了这些态度和价值观。 最近，朱伟强在国会发表讲话，反对沃尔特·翁（Walter Woon）对拟议立法（《公共秩序和滋扰杂项罪行法》）的批评。该法案旨在简化对那些允许使用手机拨打滋扰电话的人以及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的人的定罪程序，即使他们并非身处公共场所。《海峡时报》刊登文章，抨击他不重视维护个人权利。但朱伟强的态度是，法律必须赋予政府权力，保障在于选出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而不是束缚政府的法律。绝大多数讲华语的新加坡人也持有同样的态度，而住在建屋局新镇、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最小的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居民也持有同样的态度。

30年的持续增长以及日益稳定和繁荣的新加坡，造就了一代受英语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如今，35岁以下的一代人已经习惯了年复一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并将自身的安全和成功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很好，所以不太愿意为了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做出牺牲。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和家庭的福祉和成功，而不是社区或社会的福祉。

但这非常危险，因为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变得非常糟糕。这些人没有意识到新加坡的脆弱性。 他们读到和看到的，都是竞争力第一或第二的国家、第一的海港、第一的机场、第一的航空公司等等。有时他们抱怨我们把人们逼得太紧，生活压力太大，所以为什么不满足于第二、第三或第四呢！但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竞争力没有接近顶尖，就没有理由拥有海港、机场或航空公司——或者甚至没有理由拥有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就这么简单。

新加坡、中国和越南的革命已经结束。英雄的革命领袖之后，是官僚和技术官僚，他们不得不应对人民的幻灭，因为他们的革命未能带来他们所期待的黄金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必须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问题，而我们必须应对成功带来的新问题。

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预见到了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确保相互警惕的制度，以维护高标准的廉洁和能力。

但我认为，比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的廉洁社会中的廉洁政府文化。人民期望政治领袖、行政人员、老板以及他们自己都具备高标准的诚实和道德行为。关键机构的负责人被赋予了一种使命感，要维护这种廉洁文化。因此，当出现问题时，总理和他的高级同僚决定对我担任高级部长和副总理进行调查。这对廉洁文化以及老一辈建立的制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但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如果人民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接受他们需要投票给强大、能干、诚实和坚定的领导人，并支持他们的政策，那么新加坡就会陷入困境。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 如果我们从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变成一个无能的反对党，不到两次选举，我们就会耗尽所有资源和资产，并且永远无法恢复。看看日本在自民党分裂、自民党政府倒台后付出的代价就知道了。然而，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中，政治不稳定已经让日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新加坡无法控制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国际秩序。新加坡需要一个能让一个小岛国和平生活的国际环境。目前的国际环境瞬息万变。中美之间爆发新的冷战将是不好的。如果美国撤军，日本重新武装，情况可能会更糟。最好的情况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稳定，因为这将为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新加坡梦

当我在《海峡时报》生活版块读到一位19岁的年轻女士的文章时，我感到困惑和难过。她写道，她梦想中的车子和房子正在逐渐消失，而她也谈到了移民。 我不确定移民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相当多去澳大利亚的人又回到新加坡工作，或者把他们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孩子送到新加坡工作。西方国家长期失业，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沉重的经济负担——高昂的福利补贴。因此，越来越多的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专业人士，无论老少，都涌向亚洲工作。未来10到20年，亚洲经济将持续保持惊人的增长势头，而新加坡正是他们理想的就业地点之一。但这位年轻女士却谈到要去西方，而他们的失业毕业生却纷纷涌向东方。

东亚正进入黄金时代，经济和文化正在复兴。年轻人不应该为私人房产和汽车的价格而焦虑，而应该抓住机遇，抓住他们的父辈从未拥有过的机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是西方工业国家的三倍。我们的东盟邻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至8%，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至9%。整个地区都在蓬勃发展。正因如此，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每年约为8%。

 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准备好在这个黄金时代追逐财富。抱怨房产和汽车遥不可及是愚蠢的。对于抓住机遇的人来说，这些永远触手可及。当然，那些享受利润分享计划和股票期权的人会比那些拿着薪水的人过得更好。但即使是拿着薪水的人，在未来十年的高增长时期，他们的薪水也会翻一番。最大的赢家将是那些找到金矿并将其挖掘出来的人。但你必须努力去发现和挖掘它。那些自欺欺人地认为伟大的机遇已经过去的人，当他们看到更敏锐、更有洞察力的同龄人取得成功时，就会后悔莫及。到那时，可能真的为时已晚。

当代新加坡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有能力胜任高端工作。新加坡拥有广泛的先进基础设施。新加坡拥有走向海外的资本。 新加坡在区域内享有盛誉和地位，这使得新加坡人在任何就业或商业竞争中都占据优势。拥有新加坡护照能帮助他们接触区域内众多重要人物。那些有远见、有动力、足智多谋的人，获得的不仅仅是一辆高档汽车和一处精选的私人房产。不要被房价和车价所迷惑，以为人生的重大机遇已经离你而去。

然而，物质上的成功并非人生的全部。人活着，并非只靠面包。我初出茅庐时，我的新加坡梦想是建立一个民主、充满活力、团结一致的社会，人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在正义与平等的基础上，为国家实现幸福、繁荣和进步。30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是这样确定了我们的誓言。我们没有只顾眼前，否则就会错过天上的彩虹。我们追逐那道彩虹，并共同建设了今天的新加坡。

天空已经变得更加明亮。 一道绚丽的彩虹，召唤着那些拥有冒险精神的人。彩虹的尽头蕴藏着丰富的宝藏。

对于年轻人和年纪不大的人，我想说，仰望地平线，找到那道彩虹，乘风破浪。

并非所有人都会致富；不少人会找到金矿；但所有追寻彩虹的人，都将拥有一段充满喜悦和兴奋的旅程，并获得丰厚的回报。

未来二三十年，东亚将是行动的中心。中国、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将像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成为中产阶级的工业社会。新加坡在过去30年所经历的一切，中国、越南和东南亚沿海和江河沿岸的数十个城市都将如此。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人对经济增长阶段的了解以及我们预测这些阶段的能力，都是宝贵的资产，新加坡人可以利用这些资产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在这一转型时期，富有进取心和资源的新加坡人将拥有无限机遇。我们的现在比过去更好。

但相信我，最好的还在后头。